大散文家歐陽修同范仲淹一樣,在北宋時主張改革;也同范仲淹一樣,被保守派排擠出朝廷,遠赴安徽滁州為官。但與范仲淹不同的是,歐陽修似乎遠比范仲淹灑脫:既然滿腔的報國熱忱無人欣賞,那就自得其樂好了―畢竟人生處處是風景,在眾人皆醉(實際上是佯醉)的狀況下,何必與污穢一爭高下呢!所以,在滁州,歐陽修精心經(jīng)營著自己的文字天地。布局謀篇、遣詞用句,無處不顯示出作者的苦心。
宋朝的大理學家朱熹曾在自己的《朱子語類》中說,歐陽修的文章,多是歷經(jīng)多次修改而成的;而之后真的有人得到了《醉翁亭記》的原稿,發(fā)現(xiàn)僅文章的開頭就改得一塌糊涂。圍繞“滁州四周皆山”這一資料,歐陽修開始竟用了幾十句!改來改去,直到定稿的時候,才決定用“環(huán)滁皆山也”這五個字。
在這樣的苦心經(jīng)營下,《醉翁亭記》成為千古傳誦的名篇,當是理所當然的事了。但是,我在那里想說的,卻并不是歐陽修是怎樣的認真,而是說他將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相對于他的政治生涯而言甚顯“屑小”的事業(yè)―做文章上的心態(tài)。
雖說“文章千古事”,但對于歐陽修來說,在政壇上叱咤風云,于國于民有所作為,當是他最大的理想和追求。但是,當這種追求不合于世時,歐陽修也總有排遣的法子。他不消沉―《醉翁亭記》中的“樂”就足以證明;他也不昂揚―時勢不利,空有報國心,難得施展處。那么,好吧,自得其樂,經(jīng)營自己的另一方天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