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一直存在,不僅僅是那個年代。
1931年,是抗日的年代;21世紀以來,是抗命運的年代。生于長于父母之手的我們,需要與父母為我們鋪好的路抗爭;成長在激情與艱苦并存歲月中的長一輩,需要在而立之年還為著國事操一份心獻一份力;而逃亡、吶喊于動蕩年代的爺爺奶奶們啊,要與即將來臨的死亡做斗爭。所以在任何一個年代,看任何一本關于抗爭的書恐怕都是振奮人心的。
在這三部曲當中,似乎沒有我所喜歡的人。克安、克定我是絕不喜歡的,這也是作者所希望的。覺新是軟弱的,覺慧是最初光說不練的,覺民是最初選擇視而不見的,琴是始終只能安慰卻無所作為的,淑貞是怯懦的,淑華是起初無知的,淑英自身是憂愁而不敢言的。但我不得不承認,我看到了他們的成長。覺新在最后進行了反抗,覺慧早已離家,覺民和琴挽救了淑英的悲劇,淑貞、淑英在那個年代以大戶小姐的身份走出了家門,雖然淑貞最后難逃悲慘的結局。在我讀來,這些成長可以歸結為他們開始抗爭,不再陷入對命運的自怨自艾,而是以無畏的姿態(tài)向舊社會舊制度說不,說:“春天是我們的。”。
我已到了淑英的年齡,卻沒有她的千般萬種愁思,于是驀然意識到上世紀初中國女性的生活空間封閉而狹隘。我曾聽聞女人是物品的論調,我明白母系氏族早已變?yōu)楦赶凳献?,也知道在千百年以來不知有多少名人持有這樣的態(tài)度,但是我恨,我恨為什么女子定不如男,我也恨淑貞那樣卑微膽小,我恨她丟不開自己的三寸金蓮只顧低頭自哀。
或許是我偏執(zhí)了,她生在那樣封建落后的家庭,相夫教子便是她的本分。不,應該還得加兩條:公婆在世時,任著他們打罵;自己成了婆婆時,變著法子折磨兒媳。這是她可憐可泣的一生,這是中國數萬萬女性的一生。她們注定了幼時便要忍受纏足之痛只為將來嫁個好婆家,出嫁后還要忍受公婆丈夫精神與身體上的折磨,可是她們從未想過:“這真的是必須且必要的嗎?這是我唯一的出路嗎?”;可是她們從來只抱怨上天何其不公,到頭來便百般刁難兒媳一舒心中不快。她們從未想過抗爭,從未想過通過自己的力量從那死人堆里爬出來,可是琴做到了,淑英也做到了。
據說,巴金本想寫一個灰暗的結局,但卻在讀者們的樂觀態(tài)度中將其改為了合家歡樂的結尾。撇開對讀者的尊重不說,我認為這個結尾帶給人們以新的希望,沒有美好的幻想,何來為之奮斗的力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