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頓,你的譏笑里有愛迪生。”陶行知先生的這句名言,大家都耳熟能詳,甚至能閉著眼睛背下來。陶先生為什么會拿這三個人說事,大概是因為這三位偉大的科學家小時候的成績都不怎么樣,甚至都曾遭遇過老師和學校的歧視。這句話的重要意義在于提醒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把孩子的未來一棍子打死,一定要充分認識孩子身上的可能性和無限性。
而事實上,如果從另外一個側面來思量這句話的深層含義時,我們也許會有新的發(fā)現(xiàn),即不管你的教鞭下是不是瓦特,你的冷眼里是不是牛頓,在你的譏笑聲里低下頭的是不是愛迪生,我們都沒有任何理由和借口,把這些有違道義和良知,甚至充滿暴戾、冷血的行為強加在學生頭上。從而讓我們警醒:這些教鞭、冷眼和譏笑是善良、美好的兒童世界無法承受之痛。而當學生在承受這份無法承受之痛時,教育也就走向了平庸,我們的師道尊嚴也會就變得無處可尋。
然而,學生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蘇霍姆林斯基在《給教師的建議》中第一條就提到:請記住,沒有也不可能有抽象的孩子。這就給我們教師的工作帶來的挑戰(zhàn)—— 愛抽象的學生容易,愛具體的孩子難(作家陳村言)。每一位教師總是處在一種具體而微的“復雜”環(huán)境中,這種復雜不是指成人世界的爾虞我詐、勾心斗角,而是從人成長的反復性和長期性的特性來定義的。而且,教師的工作不是一對一的去面對這種復雜性,而常常以一當十,甚至當百。這種復雜性實際上蘊含著教師職業(yè)的艱巨性與創(chuàng)造性,也暗示了教師職業(yè)的風險性。如何來面對這種現(xiàn)實的挑戰(zhàn)?怎樣來化解這種艱巨的風險?我以為,這種現(xiàn)實的挑戰(zhàn)和艱巨的風險,通常需要教師以一種決絕的勇氣和內心的認同感來支撐自己獻身于教育這項偉大的事業(yè)中去。正如帕克·帕爾默在《教學勇氣:漫步教師心靈》中所言:“如果一項工作是我內心真正想做的,盡管連日辛勞,困難重重,我仍然樂此不疲。甚至這些艱難的日子最終也會使我的生活充實快樂,因為這正是我傾心的工作,其中出現(xiàn)的各種問題正好幫助我成長!”有了這份認同,有了這種親身創(chuàng)造的勇氣,也許我們的心靈就能夠變得平靜下來。可以想象,我們面對的地球上最復雜的生物,我們要在這種生物的身心兩端創(chuàng)造性地開展工作,這是一份充滿何等挑戰(zhàn)的工作。但當“你找到你的目的,然后方法也就會隨之而來”(圣雄甘地),你也就能在這份看似枯燥、瑣碎,充滿焦慮、壓力的工作中體驗到“那珍貴的喜悅(柏拉圖)”,“你就能不斷地將自己所遭遇的一切轉化為火與光(尼采)”,“也才能不停地與來自內心和周圍環(huán)境的混論無序做斗爭”。與學生相處,是一門科學的學問,需要我們去不斷發(fā)現(xiàn)規(guī)律,去尋找答案,不能被蒼茫的現(xiàn)實所迷惑,而忽略這門學問的種種弦外之音,就像《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米特亞所言:不求百萬財富,只求問題答案。與學生相處,更是一種心靈的藝術,教育是一門靈魂轉向的藝術(柏拉圖),假使我們能夠讀懂自己和學生的靈魂,學生和我們身上那種不可或缺、意義重大的東西也就必將會呈現(xiàn)。
在這個眾聲喧嘩,師生關系庸俗化、契約化的時代,教育首先應是做正確的事情,然后才是將事情做正確。倘若人心是龜裂的,播種將是一件徒勞的事。因為“在一個充滿不敬的文化中,教育遭受的命運最可悲------教育變得平庸了。當什么都不再神圣、不值得尊敬時,我們最多只能達至平庸。”師道尊嚴,不應用棍棒來維護,而應葆有一份“教學的勇氣”,即“有勇氣保持心靈的開放,即使力不從心仍然能夠堅持,那樣,教師,學生和學科才能被編織到學習和生活所需要的共同體結構中(帕克·帕爾默)。” 那樣,我們的師道尊嚴,才不會喪失在自己的教鞭下!